近三十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呈持续上升态势，其中分化型甲状腺癌（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,DTC）占所有病例的90%以上。自1954年Balme首次使用促甲状腺激素（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,TSH）抑制治疗以来，该疗法历经70年循证医学的洗礼，已从经验性用药发展至基于风险分层的精准治疗。在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学探索中，TSH抑制治疗不仅深刻改变了甲状腺癌的临床管理路径，更折射出现代医学从经验积累到循证决策、再到个体化医疗的范式转变。当前在全球范围内，TSH抑制治疗每年影响着数百万患者的长期生存及疾病转归，其临床价值与潜在风险的平衡始终是内分泌肿瘤领域的研究焦点。1历史长河中的认知迭代20世纪50年代，放射性碘治疗技术尚未普及，外科医生在甲状腺癌术后管理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1954年Balme[1]在The Lancet首次报道1例女性转移性甲状腺癌患者应用左旋甲状腺素（levothyroxine,LT4）治疗的临床效果，显示其肺部转移病灶得到了显著改善。1957年Crile[2]发现过量甲状腺激素可抑制垂体分泌TSH，延缓甲状腺癌的进展，反之，TSH水平升高可促进甲状腺癌生长，进而首次提出了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应积极使用TSH抑制治疗这一观点。之后，Thomas[3]提出了甲状腺癌内分泌治疗的概念，主张通过垂体-甲状腺轴的调控机制，避免术后患者TSH长期处于升高状态，提倡TSH抑制治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