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
目的 通过观察越冬考察队员在4个不同阶段(出发前、极夜、极昼、返回后)血清中应激免疫抑制蛋白(ISPS)生物活性的变化,分析ISPS的变化与细胞因子、神经递质有何关系,探讨极地环境对它的影响.方法 用4个不同阶段(出发前、极夜、极昼、返回后)采集的血清样品分别与含刀豆蛋白(ConA)或不含ConA的小鼠脾细胞共育72 h,噻唑蓝(MTT)法检定脾细胞增殖程度;用ConA-吸光度(A)值、淋巴细胞增殖指数(SSI)评价ISPS的生物活性,即ConA-(A)值、SSI越低.ISPS的生物活性越高.同时,进行人淋巴细胞增殖试验;采用ELISA技术,检测血清中自介素-1β、白介素-2(IL-1β、IL-2)含量.结果 两站之间比较:在出发前、极夜、极昼期间,中山站队员的ISPS生物活性均显著高于长城站队员表现为[ConA-(A)值、SSI值降低].长城站队员的ConA-(A)值,SSI值随留居南极时间的延长而降低,仅与FT4呈显著相关(n=46,R=0.462).结论 两站之间ISPS生物活性的差别;表现在出发前、极夜、极昼、返回后四个不同阶段,队员ISPS生物活性的显著变化,提示,非损伤性应激刺激可以改变人的ISPS生物活性,并与应激原的强度、作用方式有关.机体受应激刺激后,ISPS生物活性改变可能先于儿茶酚胺、甲状腺激素的变化.应激反应时,ISPS与神经、内分泌、免疫系统关系值得深入研究.